清代皇帝的穿與用─以絲、瓷大運為中心

  • 林 子雅

Student thesis: Doctoral Thesis

Abstract

清代以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的絲、瓷大運承擔皇帝穿與用的需求。在織造局方面,清代立國基本上財政原則是戶部總管天下錢糧,在順治朝經歷了戶部與工部間的游移,直到順治十八年(1661)將江南三織造局吸納進內務府的組織當中,確立官員由內務府派任,錢糧的奏銷在戶部的原則。另一方面,景德鎮官窯要到三藩戰事結束後才有較大的發展,直至雍正四年(1726)以前,其官員的派遣在工部、內務府、地方官員之間游移轉化,而財政經費上康熙時期雖申令不可加派地方錢糧,但實際情況卻只是換個名目繼續行加派之實,雍正四年(1726)派遣年希堯以淮關稅務監督兼管景德鎮窯務,讓官員的派遣回到內務府系統,並以稅關稅收作大運經費,才能夠順利的年年運行。 探究乾隆皇帝對絲、瓷大運的管理,可謂是細緻的程式化管理。於乾隆十年(1745)與十二年(1747)相當接近的時序內,內務府核定了絲、瓷大運的相關則例。皇帝藝術品味的達成,更則是藉著細緻的程式化管理,尤其是原料生產的細節與經費的掌控,使絲、瓷大運更加順暢的運作。 大運的絲、瓷形制皆須按照內務府所發出的樣式加以製造。織品分為上用、官用與部派,其數量表明三局各有其側重的部分,長時期的緞疋數量變化來看,反映了實際的派辦需求,乾隆、嘉慶、道光各朝各有生產的高峰與低谷。瓷器方面,乾隆時期呈現相當穩定及成熟的發展,每年燒造規模接近三萬件,其中作為變價瓷器所佔比例,幾乎達到五成之多,乾隆七年(1742)下令,這些瓷器直接在景德鎮變賣,也產生瓷器皇權象徵意涵的討論;嘉慶對於瓷器的態度,一反乾隆時期經營御窯廠的積極,逐步減少大運瓷器的生產。以財政史的角度亦可反映清代不同皇帝,對於瓷器的興趣與愛好的程度。 在運送方面,運河及驛道皆是國家信息傳遞、物流運送的重要管道,是國家政事能順利運作的憑藉。織品大運的運送方式,康熙六年(1667)大運的水陸運形式基本上底定下來,上用緞以陸運,官用緞以水運的方式運作。瓷器大運方面,乾隆四年(1739)以前,瓷器必須要先送往淮安清點、裝佩匣座再行包裝,上色瓷器由淮安陸運送京,次色以水路送京;四年以後瓷器不經淮安轉運,幾乎皆是水運入京了,以秋、冬兩運送至內務府。運載絲與瓷的船隻,屬於官船的性質,夏末至秋天時節,為皇帝運絲、瓷入京,碰上運糧的漕船,在秋天的運河中形成繁忙趕運的景象。本文考察運輸路線,勾勒出清代絲、瓷大運的具體運輸過程。 江蘇、浙江兩省為國家賦稅重地,九江關亦為全國內陸稅收第一的稅關,在清代皆為重要的國家財政稅收。清代皇帝將絲、瓷大運的財政體系,建構於全國稅收最為重要之處,確保每年絲、瓷用品源源不絕的供應。對於皇帝而言,內務府更不需要為了絲、瓷大運辦理,額外動用屬於皇帝的廣儲司銀庫存銀,乃是透過絲、瓷的大運過程,以看似合理化且制度性的將本屬於戶部的地丁銀兩、關稅盈餘銀兩挪移出來,作為滿足皇室生活用度以及藝品所需。過去從藝術史或宮廷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,讓我們得以了解皇帝個人藝術品味與宮廷文化之影響力,本文則補充財政史的視角,藉由研究清代絲、瓷大運的整體運作過程,分析清代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之機構與制度形成,達到理解清代皇帝穿與用背後,所代表的內務府之皇室事務運作方式與清代國家財政之關係。
Date of Award2015 Sep 9
Original languageChinese
SupervisorPan Ku (Supervisor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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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皇帝的穿與用─以絲、瓷大運為中心
子雅, 林. (Author). 2015 Sep 9

Student thesis: Doctoral Thesi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