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治時期與戰後國家權力介入下的臺灣「巖」 – 以嘉義半天巖、高雄翠屏巖與高雄崗山巖為例

「巖」(或寫作「岩」)，又稱為「巖仔」，是臺灣常見的寺廟類型，為與「山」的概念有關的宗教建築，最早是作為一種地理景觀或名勝被記錄，後來引申為某種祭祀空間的名稱。清領時期，隨著中國福建、廣東地區的移民來到臺灣，「巖」的寺廟名稱也被帶入，統合了「佛教信仰」與「民間信仰」兩種宗教屬性，並作為地方社會的連結點，成為地方民眾團結的「聯庄廟」與信仰中心。

本文探討受到國家權力介入下的「巖」建築，其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日治時期的舊慣調查，隨著西來庵事件的爆發，日本政府也開始進行全島性的慣習與宗教寺廟調查，部分「巖」為求自保，因而被歸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之下，和日本佛教產生連結，有些則登記為佛教，並產生管理人一職，戰時則成為皇道佛教的宣揚場所。第二階段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佛教會，透過大仙巖戰後第一次的三壇大戒取得臺灣佛教界的主體地位，這些僧侶也被聘請至「巖」做住持，被劃入佛教的「巖」也因此和中國佛教會開始有直接或間接的接觸，並在戒嚴時期和政府維繫某種關係。

本文挑選三個重要建築案例進行探討，分別是嘉義的半天巖、高雄的翠屏巖與高雄的崗山巖；這三間巖仔原先鈞為在地信仰中心，而後駐錫的住持僧侶，皆與日治時期大崗山法脈及戰後大仙巖傳戒脈絡有所關聯。本研究從空間配置、祀神安排、建築形式等三個面向切入探討，分析這三間巖仔與國家權力介入的關係。在國家權力介入下，這三間巖仔必須面臨「民間信仰」與「佛教信仰」之間的選擇，兩種選擇迫使巖進行妥協與調適，並充分體現在空間配置、祀神安排、建築形式等面向上。研究發現，選擇民間信仰取向的巖，較重視藉由香、煙與爐的靈力傳達；選擇佛教信仰取向的巖仔，則較重視宇宙觀與佛教經典之體現；更者，巖亦可能試圖讓兩種取向共存於空間與儀式中。